作者：周文（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教授）、白佶（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博士生）

　　中國發展的奇跡不能僅停留在經驗層面，要將其上升到理論高度，通過經濟學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表達出來。要從話語層面豐富現代化話語表達體系，提煉出一系列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新概念、新理論和新方法，為建構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提供根本遵循。

　　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市場經濟是迄今為止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方式，它確立于資本主義時代，是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核心。在私有制條件下，資本主義制度既無法彌補“市場失靈”的缺陷，也無法解決市場經濟帶來的分配不公，更無法克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引發的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相較之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發揮了市場經濟的長處，又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有效保證了市場經濟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

　　從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來看，中國打破了傳統單一的所有制結構，建立起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推翻了“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必須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錯誤結論，破除了“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相互對立”的傳統觀念。公有制及其實現形式的多樣化，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西方市場經濟的顯著區別，也是中國集中力量辦大事、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制度支撐。

　　從收入分配制度來看，中國形成了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格局，超越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片面強調按資分配和效率最大化的收入分配理論。我國采取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方式，克服了資本主義分配方式的弊端，促進了公平與效率的統一，調動了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

　　從市場經濟來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現了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統一。馬丁·雅克指出：“中國擁抱了市場經濟，但它避開了西方式自由”。今天看來，中國經濟的騰飛與奇跡，離不開經濟體制改革中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辯證統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不是簡單參照西方“正統經驗”的市場化，也不是刻板遵循“華盛頓共識”的自由化，而是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下建立起的公平、高效、可持續的市場經濟，既發揮了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高效，也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宏觀調控的優勢，實現了市場和國家的良性互動。中國改革發展的成功，是對新自由主義理論中政府與市場關系的顛覆和重構，更是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和發展。

　　從需求管理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供給和需求的關系是市場經濟中最基本的經濟關系，同時也是市場經濟運行的重要基礎。我國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強調供給又關需求，既突出發展社會生產力又重完善生產關系，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著眼當前又立足長遠。

　　首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供給與需求的辯證統一和動態平衡，以“長期結構性調控”超越了供給學派的“短期總量調控”。供給學派片面將供給當作經濟增長的唯一源泉，強調供給而忽視需求，強調供給管理而忽視需求管理，造成了供給與需求“決裂”，根本無法揭示隱藏在供求關系背后的生產關系問題。相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解決的是結構性問題，強調供給與需求相互配合、協調推進。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提高供給質量和服務，滿足消費需求，促進經濟長期穩定健康發展。

　　其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積極發揮政府與市場兩方面的優勢，強調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有機統一，超越了供給學派“絕對自由市場”的主張。西方供給學派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極力推崇政府無為，強調減少政府干預與福利支出，進一步拉大了貧富差距，加劇了社會不平等。相反，中國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改革”代替了“完全市場化的體制改革”，在發揮市場作用的同時也強調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保證了國民經濟轉型升級和穩步發展。

　　最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以共同富裕為目的，超越了供給學派以資本為中心，以資本積累為目的的價值導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針對我國供需錯配的現狀，從供給側入手，以“三去一降一補”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更好地滿足了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對比之下，供給學派倡導減少稅收、縮減社會福利，降低了社會的保障水平，加劇了貧富差距與社會的不穩定。

　　從市場均衡到共同富裕

　　西方主流經濟學通過對消費者“效用最大化”和生產者“利潤最大化”原則的分析，提出了“市場均衡”理論。該理論認為，當消費者和生產者都在追求自己的最大效用和最大利潤時，市場會自動調整供求關系以達到市場經濟的最優狀態，從而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和社會福利的最大化。事實上，不管是一般均衡還是局部均衡，都建立在“理性經濟人”假設的基礎上。“理性經濟人”假設以簡單的、理性的、利己的經濟人代替了復雜的、非理性的、利他的社會人，本質上是為私有制條件下的勞資對立和兩極分化披上了一層合理的外衣。

　　就現實而言，共同富裕“以人民為中心”的經濟理性代替了西方“個體利益最大化”的經濟理性，以勞動邏輯代替了西方的資本邏輯，以長期的公平性和可持續性代替了西方經濟短期的效率和利益。從范圍和領域來看，共同富裕是全民富裕和全面富裕，既強調“一個都不能掉隊”，也追求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的全面進步，有效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避免了社會兩極分化，推動了經濟可持續發展。相反，在私有制和“理性經濟人”的前提下，“經濟的穩步擴展，往往使某些被剝奪了各種權力的下層群體和階層的命運惡化、并降低它們有效地接近這個新框架的可能性”，從而拉大了貧富差距，加速了兩極分化，加劇了社會動蕩。

　　從實現方式來看，共同富裕是共創富裕和漸進富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始終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在充分發揮公有制經濟“維護國家安全、改善人民生活”作用的同時，也強調非公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充分發揮了民營經濟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創業就業、推動技術創新、優化資源配置等方面的作用，增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參與感、獲得感和幸福感。我們強調的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同時富裕，而是鼓勵先富帶動后富的、分階段進行的逐步富裕和漸進富裕。

　　從個體主義到系統觀念

　　個體主義方法論一直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一個方法論原則。無論是以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還是以信息不對稱和有限理性為假設前提的西方經濟學家，大都采用以“個體行為”為基本分析單元的個體主義方法論。

　　不可否認，社會現象是由個體行為和互動構成的，從個體的角度出發，可以更好地了解社會現象的復雜性，深入分析社會現象的本質和產生原因。但是，個體主義方法論在現實中并不總是成立，它的缺陷決定了其適用性必然受到限制。首先，個體主義將個體視為經濟行為的決策者和承擔者，忽略了群體行為和社會規律的存在，容易導致對社會現象的解釋不夠全面和準確。其次，個體主義將經濟行為簡單地看作是個體自我利益的追求，忽略了歷史變遷、社會結構和文化背景對個體行為和決策的影響。最后，個體主義偏重于短期和局部效應，忽視了長期和整體效應。事實證明，個體脫離不了整體。但如果片面強調整體，就容易忽視個體的多樣性和創造性，限制個體的認知能力和行為能力。因此，為更好地把握經濟發展規律，應堅持系統觀念，“從整體著眼，從個體著手”，強調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

　　在深刻總結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改革的成功經驗基礎上，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系統觀念是具有基礎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黨的二十大再次強調，“必須堅持系統觀念”，“只有用普遍聯系的、全面系統的、發展變化的觀點觀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發展規律”。這深刻揭示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的重要原因。當前，我國已進入新發展階段，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為更好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應對各種風險挑戰，更需要強化系統觀念，協調各方關系和利益，堅持問題導向、協同發展、整體推進、利益共享、開放包容，增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從而贏得發展主動權，推動現代化建設取得更大成就。總之，從個體主義方法論到系統觀念的轉變和發展，反映了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不斷更新和發展，既為更好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同時也為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統籌布局提供了參考和借鑒。

　　龐大的經濟體量和豐碩的歷史成果，證明了中國已具備構建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現實條件和能力。在全球化及金融危機中出現的新問題將全世界帶入一種徘徊或迷茫的背景下，中國經濟學所要擔當的歷史責任就是解開全人類“認識上的枷鎖”，更好地引領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成長。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是時代的呼喚，更是歷史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