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哲（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家治理教研部）

　　摘要：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必然要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國家安全思想，對于新時期進一步踐行總體國家安全觀，保障人民幸福美好生活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體系博大，匯通百家，歷經數千年凝練，對國家安全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多個方面都有著深刻的論述和系統的思想闡釋。借鑒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國家安全思想要做到把握實質、實事求是、守正創新，既傳承文化精髓和寶貴經驗，又切實服務于新時期總體國家安全建設大局。

　　關鍵詞：中華；傳統文化；安全思想

　　當前，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已經成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的一個明確的文明目標，從而賦予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明確的文明屬性。文明與其他包括社會、國家等類似的人類社會共同體概念不同的是，文明是一個社會物質、制度和精神成果的總和，本身具有歷史的傳承性、社會的良善性、時代的進步性和創新性的光輝意味。建設好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就必須在良善與進步的基礎上，實現縱向文明軸線的傳承和橫向文明成果的互鑒交流。這也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

　　安全建設是當前新時期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內容，在當前建設好國家安全體系要始終秉承總體國家安全觀，充分發揮當代社會主義的體制優勢、技術優勢和時代優勢，實現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同時也要在文明傳承的視角中繼承和發揚好中華傳統文化體系中的安全思想和寶貴的歷史經驗，實現在安全建設領域的“第二個結合”。從當前來看，對傳統文化體系中的安全思想的關注和歸納總結，相對較少，這是蔚為可惜的。

　　一、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國家安全思想概述

　　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本身是一個博大的體系，歷經中華文明數千年的激蕩、發展、凝結、沉淀，積聚了中華數千年文明歷程的寶貴智慧。因此，在任何時期，都應該重視保護、繼承和發揚。對一個文明而言，制度、技術、經濟等都只是文明的表象，而內在的土壤實際上是經過文明長期沉積下的文化，只有真正符合文明內在的文化精髓的當代建設努力，才能切實得到整個社會共同體內在的共鳴和外在的行動呼應。因此，繼承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無論對于文化本身的傳承還是推動實踐的發展，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就中華傳統文化體系而言，其上自夏商周，歷經百家爭鳴激蕩，形成道儒法墨農兵等各家各派并歷經數千年了流傳實踐，這些思想流派往往看似相互爭鳴甚至貶斥互輕，但如果剖析其內核，可以發現幾個非常明顯的特征：一是各家各派都追求天下正道，雖然其對于天下正道的理解和實現路徑有所不同，但是追求的大道真理卻是共通的；二是各家思想都在追求治國安邦，只不過實現的路徑和努力側重點有所不同。所以在這兩個根本屬性決定下，各家各派相互之間的共同性大于其差異性，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儒家孔子向道家老子問道，大儒荀子的弟子韓非、李斯是法家巨匠。三是各家思想在數千年治國歷史中，實際上都被采擷。縱然自漢武以后表面上“獨尊儒術”，實踐中卻是“百代皆行秦政法”，實際上是外儒內道，或者外儒內法，其余各家的重要思想也是如此。所以說，中華傳統文化是一個具有非常明顯特征的思想共同體。這就賦予了中華傳統文化中能夠凝煉出跨域各家的綜合的若干優秀特質和思想取向，能夠為后世所深入把握和傳承發揚。

　　就國家安全領域講，由于中華傳統文化體系非常注重治國安邦，且中華傳統文化深深根植于華夏農業文明的社會土壤，因此也特別重視安全體系的構建。在國家治理的各種領域各家各派都非常重視安全體系的構建，例如儒家道家特別重視民生民安，法家特別重視法令統一、政令通暢、國力強大，兵家特別重視軍事安全，農家墨家特別重視農業、手工業。當然如前所述，中華文化中百家實際上是互相融合的，在國家安全涉及的各個領域，實際上都有論述。這一點是分析中國傳統文化時是應該特別重視的，也就是說，中華文明自古就形成了系統全面的思維觀念和安全觀念。

　　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國家安全思想

　　（一）居安思危

　　居安思維是中華傳統文化中重要的思維習慣和傳統，從而也成為傳統文化中國家安全思想的思維前提和重要的理論基礎。居安思維本身作為一個成語，出自《左傳·襄公十一年》，講晉悼公以霸主地位勸退了圍攻鄭國的多國聯軍，感到非常高興，大臣魏絳規勸晉悼公言，“《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這里的《書》指尚書佚文。在儒家經典《系辭傳》中指出，“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意思是，危險的人實際上是安樂其地位的；滅亡的，是那些曾經保全的；禍亂的，是那些曾經治理好的；所以君子安全時候不忘記危險，生存時不忘記滅亡，善治時而不忘禍亂，所以最終能夠自己和國家都得到安全保全。這里《系辭傳》也充分體現了中華傳統思想中辯證往復的哲學思想，從而形成了安危之間的辯證觀，以思危而保安。故《孟子·告子下》言，“生于憂患，死于安樂”，《荀子·王道》亦言，“將以為樂，乃得憂焉；將以為安，乃得危焉；將以為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在道家經典中，將安危互辯、居安思危的思想更闡釋得異常清楚，如老子講，“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道德經·五十八》），《莊子·則陽》講，“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

　　可見，國家為了安全，必須居安思維，那么，國家應該擔心和洞察哪些憂患呢？諸子各家都有很多論述，也涉及了國家安全的多個方面。如管仲講國家敗壞的九個危險，包括不修兵，過于泛愛，貪財，任用朋黨小人等（《管子·立政九敗》）。墨家墨子亦直接指出國有七患，七患的內容很廣包括治國、用人、兵農、賞罰、邦交等，認為“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墨子·七患》）。法家商鞅則認為國家亂之大患在于法令不一，君令不行，從而官制混亂，“處君位而令不行，則危；五官分而無常，則亂”（《商君書·君臣》）。韓非子則歸納出安術七、危術六，安術包括明法度、重信譽、輕毀謗等，危術則包括徇私枉法、肆意壞法、傷害民生等（《韓非子·安危》）。

　　正因為居安思危在中華傳統治國思想中如此重要，所以歷代明君名臣皆以居安思危作為治國的根本警醒，如唐名臣魏征在勸誡唐太宗的《諫太宗十思疏》中指出，“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唐太宗則告誡群臣，“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倘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資治通鑒·一九三》。這實際也被毛澤東等歷代領導人所重視，如在建國前夕，毛澤東指出，“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二）民為邦本

　　民為邦本是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基礎和精華，傳統文化中各家無一不以民為治理之基，因此也是國家安全的根本所在。“民為邦本”最早語出被譽為 “政書之祖，史書之源”的《尚書》，在《夏書·五子之歌》中言道，“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可以發現，這里既強調了民為邦本，還將其與邦國安寧緊密聯系在一起。民本思想也由此被歷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所繼承和銘記，并且將民與天所緊密聯系，也形成了中華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民本思想。如《尚書·泰誓》中記載周武王伐紂時所言，“惟天惠民”，“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而商紂王由于“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所以武王必須“奉予一人，恭行天罰”。管子作為春秋時期很有作為的政治、經濟思想家，極為重視民心，他對齊桓公言，“君人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說苑·建本》）。《管子·牧民》又指出，“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道家同樣高度重視民本思想，老子指出圣人治世，無私心，無私欲，而以民心為上，即所謂“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道德經·四十九》）。墨家同樣重民愛民，《墨子·節用》言，“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饜，歿世而不卷。”法家作為促成中華大一統的重要學說，更是重視民本民生思想，縱觀《商君書》，民字出現多達五百余次，強調以法治使民安最終使政安國治。如《商君書》開篇即論，“法者，所以愛民也”《商君書·更法》，尾篇又復言，“法令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所以備民也”（《商君書·定分》）。

　　民本思想更是儒家治國思想的根本，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就是“仁”，而“仁”就是人，所謂，“仁者，人也”（《中庸·二十》），“仁者，愛人” 《孟子·離婁下》。所以儒家以愛人愛民為根本，從而構建起覆蓋家國天下的整個善治體系。孔子對于人民之于國家安寧的關系論述得非常清楚，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禮記·緇衣》）。孟子更注重民本，甚至將民的地位置于君之上，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章句下》）的民貴思想。董仲舒作為儒家后世大興的關鍵核心人物，其根本思想就是承天仁民，在其著作中，他指出，“為政而宜于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天人三策》），“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也；故能使萬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無敵于天下”（《春秋繁露·滅國上第七》）。儒家以民為本的傳統始終延續后世，至宋明理學更是得到了強化。理學雖名屬儒家，但實際上是包括儒道釋等各家思想的匯集產物，所謂“出入佛老”，因此既包含了儒家仁愛的思想根本，又有道家為圣和佛法平等慈悲的理念，而仁愛、成圣、平等慈悲等又在理學這里融會貫通，如大儒張載提出的“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西銘》））的大同理想。而理學之大成者朱熹亦提出“天下之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宋史·道學三》），這里實際上將愛民、君道、法紀等皆囊括在內，如果以先秦學說來看，實際融匯了儒道法等各家的愛民思想。

　　思想的傳承是一方面，而在實際政治生活中，歷代明君名臣也將愛民作為施政和邦國安寧的核心綱領。例如漢初采用黃老之術，高祖至文景皆以清凈無為休養生息，以恤民力。高祖約法三章，又輕徭薄賦，“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史記·食貨志》）。文帝更是被譽為古來最仁愛的皇帝，其詔曰，古之圣王“先民后己，至明之極也”，“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惻怛不安，未嘗一日忘于心”（《漢書·文帝紀》）。唐太宗更是將民生民安與國家安寧聯系在一起，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貞觀政要·教戒太子諸王》），從而成就大唐盛世。乃至后世，歷代明君明臣，無不以愛民成就邦國安康。

　　從以上可以看出，中國傳統文化體系中核心的政治綱領毫無疑問就是民為邦本的愛民觀。由此也就可以理解，為什么當代中國的總體國家安全觀是要“堅持以人民安全為宗旨”，把人民安全作為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這實際上既體現出當代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以人民為中心的人民主體觀，同時也體現出了對中華傳統民本國安思想的傳承和升華。

　　（三）為政以德

　　如果說仁民愛民是中華傳統政治思想的根本出發點，那么為政以德，就是對治理者的根本要求和政治的根本取向。“為政以德”出自《論語·為政》，“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意思是君王的德行要像北極星那樣光芒閃爍且巋然不動，從而引導百官庶民如眾星般拱衛，那么政治就可以如星辰運行一樣安穩無憂。實際上不僅儒家，德政也是中華傳統思想各家所共同推崇的根本政治取向，也是自上古流傳下來的中華根本政治取向。

　　《尚書》最早確立了為政以德的思想，《尚書》所記載的上古先王，無一不是以道德獲取君位，且以道德治理天下。如《堯典》記載堯帝，“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舜典》記載舜帝，“浚咨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大禹謨》記載禹帝，“帝德廣運，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管子》作為匯集多家思想的集合，也貫穿了德政思想。《管子》開篇《牧民》即講，“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強調了道德作為立國的基礎。在施政方面，管子強調君王要特別重視臣下的道德，“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管子·立政》。道家更是重視治理者的道德，《道德經》本來就是關于道與德的學說，認為道是宇宙萬物的真理與本體，天生萬物就是天德，而人對于道的領悟就轉化為人德，所謂“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德經·五十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為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道德經·五十九》)，這里嗇是珍惜愛惜的意思，意思就是治理天下，愛惜民力，以養萬民，就是最大的積德。墨家同樣推崇德治，如言，“古者圣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墨子·尚賢》）。法家雖然推崇法治，但實際也是以德為基礎，如《商君書·錯法》言，“德明教行，則能以民之有，為己用矣。”但是法家對政德的態度是辨證的，一是認為，君主政德的關鍵不是天天口頭上推崇道德，而是切實始終如一地推動法治和政府信用建設，所謂“國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商君書·修權》）；二是認為對于教化百姓而言，空談道德也是無益的，所謂“巧言虛道，此謂勞民”（《商君書·農戰》），而是主張要以實際的法律教化、賞罰分明來激勵民心，這體現了戰國時期法家務實強國的特點。

　　至秦漢以后，儒家成為中華傳統政治思想的主流學說，政德思想更是被推崇備至。董仲舒上承《尚書》，完備構建了天人合一的政德思想，將君主的道德與權力的來源以及國家的安危緊密的聯系在一起，從而既賦予了君主權力的神圣性謂之天命，“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為人者天》）；也以天罰來約束君主的失德行為，“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天人三策》）。此后歷代明君名臣皆奉行德政，以保國安，如《貞觀政要·君道》言，“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

　　就具體的道德取向而言，在傳統文化中，主要分為君德和臣德，二者又分為私德和公德。從私德講，儒家提出君子應該遵循仁、義、禮、智、信、忠、孝、悌、節、恕、勇、讓、廉、恥等道德標準。而就君主的公德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敬天愛民，而愛民則必然要節用、簡樸、仁恕、立法、立信等。對于臣下而言，一方面同樣要愛民如子，另一方面則最重要的是要忠與孝。所謂，“天之所覆，地之所載，人之所覆，莫大乎忠”（《忠經》），“夫孝，德之本也”（《孝經》）。后世明君名臣都是以上述標準作為行事規范，如《貞觀政要》記載唐太宗時期推崇的政德標準，包括任賢、求諫、納諫、尊師、仁義、忠義、孝友、公平、誠信、儉約、謙讓、仁惻、慎所好、慎言、杜讒邪、悔過等。武則天親撰《臣軌》，鮮明提出了臣下的道德要求，包括至忠、守道、公正、匡諫、誠信、慎密、廉潔、良將、利人等。此后歷代皆有君臣撰寫的類似的政德規范。直至今日，“以德治國”依然是重要的治國方針之一，而“德才兼備，以德為先”也依然是當代干部的選拔標準。可見，為政以德始終是中華政治傳統的核心理念。

　　（四）法為治基

　　在中國治理傳統中，不但非常重視德治教化，同時也非常重視法的建設。所以，可以說中國同樣是有法治傳統的國家。法治基礎的構建，也是中華傳統國家安全思想中極為重視的。從內涵和外延來說，中華傳統的法是一個廣義的體系，它不僅指的是通常理解的法令刑罰，而是泛指一切正式的規則體系，也包括儒家所倡導的禮。所以，在中華傳統思想體系中，禮法是一個高度關聯的概念，禮包括法，法也包括禮，所謂“禮者，法之大分”（《荀子·勸學》），“法者，治之端也”（《荀子·君道》），禮法合治成為中國傳統國家治理的基本制度思想。

　　從歷史來看，自早期文明成型以來，中華文明就開始構建系統性的國家制度體系。如舜帝修五禮，制五刑（《尚書·舜典》），周公制周禮，穆王制《呂刑》。此后，至春秋戰國，列國紛爭，變法強國逐漸成為各國主流思想。各國紛紛變法圖強，以秦統一為終結，漢承秦制，此后法治思想成為歷代治國之基。對于法的作用，古代思想家們闡述得非常清楚，法律因為清晰的條目以制止違法從而愛民而凝聚國力，確保國家安定：“法者，所以愛民也”，“法令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法者，國之權衡也”（《商君書》）。“事斷于法，是國之大道也”（《慎子》）。“法者，治之端也”（《荀子·君道》），“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韓非子·有度》）。

　　不僅是先秦思想家，后世歷代明君名臣也始終堅持了法為治基的思想。如漢初蕭何非常重視法治，“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時者，作律九章”（《漢書·刑法志》），執法如一，曹參亦然，百姓歌之，“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靖，民以寧壹”（《漢書·蕭何曹參傳》）。”李世民非常重視法治，貞觀時魏征上書言，“法，國之權衡也，時之準繩也，權衡所以定輕重，準繩所以正曲直”，李世民欣然采納，還說出“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貞觀政要·公平》）這樣超越歷史時代的名句。宋代時，法律極為細致，覆蓋社會各個方面，如梁啟超所言，“宋代法典之多，實前古所未聞”（《論中國成文法編制之沿革得失》），尤其是商業法非常完備，極大促進了宋代的經濟發展。王安石在《周公》文中言，“立善法于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國，則一國治”。元代非常強調罪刑法定，不得任意施刑，“諸有司非法用刑者，重罪之”（《元史·刑法二》）。明清亦然，朱元璋親制《大誥》，要求家家皆備，有違法者家有大誥者可以減罪一等。至于清，基本沿用了《大明律》的框架，后康雍乾等皆重法治，不斷增修律例。直至今日之中國，更是將依法治國作為了執政的基礎，如二十大報告所言，全面依法治國“關系黨執政興國，關系人民幸福安康，關系黨和國家長治久安”，這實際上既是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的內在要求所在，也是中華以法治國安邦傳統的繼承發揚。

　　（五）國以信立

　　以信立國是中華傳統文化關于國家安全的重要信念，在諸子百家的各家中都極為看重誠信在國家安定和治理中的重要價值。在儒家經典《論語·顏淵》篇中，子貢問孔子，國家治理最重要的三者是什么，孔子答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又問，如果三者去掉一個呢？孔子曰，去兵！子貢再問，再去掉一個呢，孔子答曰，去食！最后孔子語重心長說，“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這里可見孔子把人民對于國家的信任看作比糧食和軍隊還要重要的安定因素，“民無信不立”也成為儒家治世的信條。法家對國家之信同樣極為推崇，如商鞅變法首要舉措不是頒布法令，而是徙木立信，故意以一個非常夸張的政令來樹立官府的信譽，意思是，如此乖張的承諾政府都要遵守，更不要說那些正式的律令。所以毛澤東在早年所撰的《商鞅徙木立信論》中感慨道，“此誠我國從來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憚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執政者之具費苦心也。”又如《商君書·修權》指出，“國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所以秦法有信，賞罰分明，使得國民奮不顧身，六國流民紛紛涌來，最終一統天下。后世明君名臣同樣極為看重信譽，如魏征上疏唐太宗言，“臣聞為國之基，必資于德禮，君之所保，惟在于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形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在于君臣父子，不可斯須而廢也。”李世民則言，“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貞觀政要·誠信》），又言“法者，人君所受于天，不可以私而失信”《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六》。

　　以信立國不但成為古代中國的政治信條，還由于中華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根本思想被賦予了上天的神圣性。如古代將土星稱為填星，認為土星代表的是仁義禮智信中的信，同時土星也是天子之星，意味著天子以信取天下。如《晉書·天文志》言，“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為主，貌言視德，以心為正，故四星皆失，填乃為之動。動而盈，侯王不寧。”“又曰，天子之星也。天子失信，則填星大動。”這里顯然是將天子之信與星象運行聯系在一起，并且認為天子失信必然有災禍。而在中華傳統的典籍作品中，亦大量記載了失信則失天下的典故，如典型的周幽王烽火戲諸侯，項羽失信諸侯而失天下。又如《國風·國語·兔爰》歌曰，“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相反，那些得到天下或者實現大治的君主無一不是以信義立國執政。因此，立國以信，以信安國實實在在是中華傳統治理和國家安全思想中的基礎，可以說，德、法、信共同構成中華善治的政治倫理根基。

　　（六） 農為國本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農業大國，也是人類農業時代最璀璨的文明，所以自古以來的傳統各家各派的政治思想都把農業作為了國家安定、人民富足的最根本所在，毫無分歧，所謂“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資治通鑒·漢紀二》），“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宋書·本紀第五》）。《尚書》最早確立了以農為本的思想，如在《洪范》篇中，確立了八政，其中首要就是農食，“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周禮·春官》講太宰的職責時，首要就是重農，提出，“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谷”。到春秋時期，管仲提出了農本思想，在《管子·治國》中指出，“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老子同樣極為重視農業，并以農業來比喻治國，在《道德經》中謂之“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以早備，是以早備是謂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這里的嗇就是稼穡，意思就是治國就要像種莊稼一樣，早做準備，早做準備就是重積德了。在講理想政治時，老子提出四個標準，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首要還是農食。至戰國時期，列國紛爭，各國更無一不以農業為本，如《商君書》言，“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墾草》），“圣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于農。歸心于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也，信可以守戰也”（《農戰》）。荀子同樣重視農業，提出國家安定的幾個標準，首要就是農業，《荀子·王霸》言，“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已矣。”自后世，秦以法家重農一統天下，《史記·秦始皇本紀》載，“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漢初以黃老之術治國，以輕徭薄賦鼓勵農耕，“高祖以是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至文帝，又“田租減半”（《漢書·食貨志》），且效古法，重啟帝王親耕的傳統，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 其開籍田, 朕親率耕”（《漢書·文帝紀》）。而至后世歷代明君，無不以農耕為本，李世民在親撰的《帝范》中殷殷囑咐，“夫食為人天，農為政本。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志廉恥。故躬耕東郊，敬授人時。國無九歲之儲，不足備水旱；家無一年之服，不足御寒暑”（《務農》）。可以說，縱觀整個中華文明政治思想史，農業始終居于國家安定和人民幸福的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地位，從無偏廢。

　　（七）重士尚賢

　　在中華傳統治理思想中，士與賢始終居于重要的位置，是否重士尚賢也是判斷一個君主是否賢德和國家是否安定的一個起碼的標準。在傳統描述帝王清明和國泰民安的語匯中，重士尚賢、禮賢下士等語匯和敬天愛民幾乎是同等分量的。而在中華傳統的政治思想中，得賢士者得天下，失賢士者失天下，也幾乎同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而失天下是同等的。在經典的政治典故中，亦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如商湯得伊尹而得天下，文王得呂尚而得天下，齊桓公得管仲、秦穆公得百里奚而稱霸，秦孝公求商鞅而強國，劉邦得蕭何、張良、韓信而一統等都是正面案例，而反面的則如商紂害比干，項羽失韓信貶范增等都是國滅身死的教訓。因此，自古的政治思想家和明君無一不重士尚賢，如《尚書·武成》講武王伐殷后，“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春秋后百家無一不重士，如管子講圣王之所以能夠顯達于后世，就是得到人才，“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管子·五輔》）。他又講君主要四慎，其中前兩個都是與重士尚賢有關，“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權。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這里不但講君主要重士尚賢，宰樞大臣也要如此，“卿相不得眾，國之危也”（《管子·立政》）。孔子同樣重士，在 《論語·子路》中，冉雍問政，孔子答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孟子重士，認為士子應該“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孟子·盡心章句上》），“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墨子更是極為重士尚賢，《墨子》開篇即是《親士》，把賢士的去留看成國家存亡的根本，認為“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且墨子也持有與管子相同的觀點，認為樞要之臣同樣也要重賢親士，所謂“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于眾賢而己”（《墨子·尚賢》）。法家同樣重賢，但是法家認為的賢士首要是端直守法，不以私壞法，如《商君書·修權》言，“君好法，則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則毀譽之臣在測。”至于后世明君名臣，則更是以重士尚賢為己任，如李世民尤為重士，任人唯賢為上，不論出處，如所用魏征等名臣多出自太子府，在其親撰《帝范》中，專有《求賢》篇，言“國之匡輔，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又如朱元璋獲取天下后，下詔向天下求才，曰“懷才抱德之士，久困兵亂，潛避巖穴，所在官司，用心詢訪，具實申達，以憑禮聘，共圖治效”（《大赦天下詔》）。直至今日，人才依然是國家安定強盛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亦體現了中華重士尚賢的傳統。

　　（八）崇文重教

　　無論是德治天下，還是重士尚賢，都離不開文明教化之力，所以中華自古就有崇文重教的傳統，這既是治理之道，也是安國之道。從文字的本義來看，“文”在中國文化中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地位，所謂“文者，德之總名也”（《國語·周語·韋注》），“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何哉”《文心雕龍·原道》，可見“文”字的重要意義。而從帝王謚法而言，“文”字也是對帝王的最高評價，如《逸周書·謚法解》，“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學勤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錫民爵位曰文”，歷史上的文帝大多為圣明君主，如著名的周文王、漢文帝、隋文帝，著名的唐太宗李世民亦稱唐文帝，可見文也是對政治清明、國家安定、百姓安居樂業的最高評價。因此，崇文重教也是中華政治傳統中的重要的安國愛民的施政綱領和評價標準。如在《尚書》中，評價堯舜禹，皆用了“文”字，如評價堯帝，“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堯典》）；評價舜帝，“浚咨文明，溫恭允塞”（《舜典》），評價禹帝，“文命敷于四海”（《大禹謨》）。后至周公制周禮，其中太宰一職為百官之長，司掌六典，其二即為教典，“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周禮·天官》）。

　　至春秋時期，百家爭鳴，無一不崇文重教，尤以儒家為甚。孔子被譽為中華歷史上第一位創辦私學的教師，其核心理念就是文教治世。孔子主張傳承周禮，匯編六經《詩》《書》《禮》《易》《樂》《春秋》，收弟子三千。《論語》以《學而》開篇，謂之“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又言“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雍也》）。在談到教育時，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又曰“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道家也非常重視教育，但是道家追尋大道，更重視的是不言之教，如“圣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德經·二》），“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莊子·天運》）。實際上這與儒家的身教的理念也是相通的，所謂“其身正，不令則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法家同樣重視教育，但是法家更重視的是法令的教育，讓國家自上而下官民皆懂法，所以商鞅自天子至郡縣，專設法官一職，法官的主要任務不是審判而是宣講解釋法律，“吏民欲知法令者，皆問法官，故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者”，“吏遇民不循法，則問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商君書·定分》）。所以可見，各家雖有所崇，但皆重教。至漢武獨尊儒術后，崇文重教成為歷代大一統王朝定國安邦之核心國策。董仲舒在上漢武帝的《天人三策》中言，“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由此建議漢武帝“立太學以教于國，設癢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武帝欣然采納，并立五經博士于朝堂以顧問。此后歷代皆設太學、國子監作為最高學府，培養學者官吏。至隋唐，又開科舉以文取士，創千年文治之制度基礎。唐太宗撰《帝范》中專有《崇文》一章，言“文以安邦，武以定國，亂世閱武，治世從文”。至宋，更是文風大盛，編《太平廣記》《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冊府元龜》》等大書。此后，明編《永樂大典》，清集《四庫全書》亦皆充分體現了中華歷代崇文重教的根本特征。可以說，崇文重教是中華文明的根本特征，也是傳統治國安邦一貫的根本國策。

　　（九）兵者存亡之道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出自《孫子兵法·始計》，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國家安全思想中對軍事國防的高度重視。實際上，不僅兵家如此，縱觀中華傳統政治思想的各家各派，無一不重視軍事國防。而中華傳統軍事思想的核心在于三者，一是慎戰；二是義戰；三是止戰。所謂慎戰，是指既要重視戰爭，但又不能輕易發動戰爭，所謂“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司馬法·仁本》）。自古中華以仁義治天下，戰爭必生靈涂炭，因此，任何時候發動戰爭都要考慮到民心、國力、軍力、敵我等各個方面，所以《論語·述而》講，“子之所慎，齊，戰，疾”。縱觀所有的經典兵書，無一不把慎戰作為首要，如《孫子兵法》講要考慮五種因素，“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始計》），認為，“主不可因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火攻》）。而《商君書》認為凡出兵，都至少要滿足三個充足的條件，“兵未起則錯法，錯法而俗成，而用具”，意思就是首先要明法實施，法令統一上下一心，繼而人民把遵法守法成為習慣，第三就是兵器糧草用具足備（《立本》）。

　　如果不得不發動戰爭，中國傳統政治思想認為就要“戰必義”，也就是必須要站在正義的一方。《尚書》中記載商湯伐桀、武王伐紂都充分體現了義戰的思想。所謂義戰，就是由于被征伐之人之國暴虐害民，因此為伸張正義而不得不征伐，往往還賦予以天命的神圣，如《湯誓》言，“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泰誓》言，“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孟子發揚了《尚書》的義戰思想，認為“救民于水火”（《孟子·滕文公下》）為義戰，而單純為爭地奪城為不義之戰，所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離婁章句上》）。《三略》則進一步強調了“義戰必勝”的思想，曰“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爝火，臨不測而擠欲墮，其克必矣”。

　　當然，義戰本身也不是目的，而根本的目的在于止戰，這也是中華傳統軍事思想的根本所在，也是中華傳統政治思想的根本所在，也就是愛好和平，國家安定在仁不在戰。止戰有三種，一是達成目的，征伐得勝而止戰，如湯武革命。二是以義止戰，以戰止戰，不戰而屈人之兵，如《孫子兵法》言，“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三是兼愛非攻，這在墨家學說里非常明顯，墨子從理想主義的角度出發，認為，“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墨子·兼愛上》）。

　　以上中華傳統軍事思想的三點（慎、義、止）被后世明顯地繼承下來，如始皇帝一統天下，銷天下兵器而鑄十二銅人，實際上就是為了止戰。又如《漢書·高帝記下》記載劉邦，“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實際上也體現了劉邦起兵是義戰的特點，又載劉邦下昭曰，“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實際上也是體現了其以義止戰、以戰之戰的目的。至李世民作《帝范》，專有《閱武》章，言“夫兵甲者，國之兇器也。土地雖廣，好戰則人凋；邦國雖安，忘戰則人殆”，李靖又言，“兵，不得已而用之”（《李衛公問對》），亦充分體現了慎、義、止戰的思想。凡此種種，在后世史書兵書記載中，數不勝數。至于近代，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指出，“我們的戰爭是神圣的、正義的，是進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國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時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充分體現了中華傳統軍事思想的核心。

　　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家安全思想對當代的啟示

　　總結歸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國家安全思想，既是為了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體現出中華文明內在的歷史性和連續性，但更重要的，還是要對今日之時代和中華文明現代文明建設有所鏡鑒和啟示。正如一句非常著名的格言，“人們從歷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訓，就是沒有得到教訓”，歷史對于今日乃至未來之治理而言，始終都是重要的，“歷史是過去的現實，現實是未來的歷史”。

　　（一） 理解中華傳統國家治理和安全思想的核心實質

　　盡管中華傳統國家治理和安全思想涉及面很多很廣，但其核心實質卻非常簡潔清晰，就是兩點，一是民心、二是政德。此二者可以稱之為體，而其他諸方面可以稱之為用。正如前所述，民心是中華傳統政治思想的最根本，中國歷史上一切宏大的帝王政治還是歷史風云都離不開民心這個根本所在，“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絕不是一句空言。因此，無論是今日之治理和安全建設還是未來中華文明的構建，都不能離開這個根本，這也就是所謂的“人民安全是國家安全的宗旨和基石”。而獲取民心的根本所在，則在德，德的含義很廣，有敬天之德，有君王官吏個人品行之德，但歸根結底就是愛民，愛民就是大德，害民就是失德，“民心就是天心”，不敬天必然害民，君王官吏個人驕奢淫逸也必然害民，害民則失民，失民則國危，所以，德就是愛民，所謂國家危亡“在德不在險”，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而圍繞著民與德，其他包括以上所提及的法、信、農、士、文、兵等方面，都是重德和愛民的體現，也就是形成了體用本末的辯證關系，而反過來如果離了民和德的根本，反而過于重視某一個方面，如重視法，就制定殘酷苛刻的律令管制民眾；重視文，就一味以浮華虛文取士，迎合士人階層而忽略勞苦大眾；重視兵就一味不顧國力而暴兵圖霸。這些皆是傷害了國之根本，也非國家安全的長久之計。所以，理解傳統中華文化治國和安全思想的精髓，還是要回到民心和政德兩個方面。今日國家治理現代化和安全體系建設，也始終要緊緊依靠人民，為了人民。

　　（二） 國家安全與國家治理之間密不可分，不可偏廢

　　從以上對傳統文化中國家安全思想的論述可見，實際上，自古至今，對于國家安全和國家治理之間都存在著密不可分、一體兩面的內在關系，國治則安，國不治則亂。因此，國家安全建設的各個方面，實際上也都是有效國家治理的各個方面。縱觀數千年思想精華、諸子百家各派論述，無一不是以治國理政作為國家安全的根本。儒道法墨如此，縱然如兵家，也是以國家安定、國力強大作為戰爭取勝的根本，而非弄險圖詐，只是實在不能避免戰爭時，才用計用策以對敵。所以，自古以來，國家安全建設并非一個狹窄的領域，而是涉及到國家治理的各個方面。可以說，幾乎無一治理領域不涉及國家安全。因此，這就意味著在今天任何時候，一方面，在各個領域建設時，都必須要有國家安全建設的基礎意識；另一方面，則是要統籌兼顧，把安全與治理緊密聯系起來，從整體國家安全觀出發來頂層設計、系統思維，從而將國家安全真正與國家有效治理、人民幸福生活密切聯系起來。

　　而要真正實現當代的國家安全體系構建，就必須把安全與國家文明發展密切聯系起來，從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等各個方面來深入統籌考慮，建立全面系統的國家安全觀念和治理體系。

　　（三） 守正創新，不斷繼承鞏固發展中華優秀傳統國家安全思想

　　在今天完善國家安全體系建設時，必須要守正創新。所謂守正，在文明傳承方面，就是要充分繼承和發揚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家安全思想的根本理念，就是要以民心和政德為根本，在今天就是要“以人民為中心”，“一切為了人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在創新方面，則要結合當今的新國情社情特征，具體而言，就是要根本上適應三個新。

　　一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新。以往的國家安全根本上還是封建帝王統治的安全，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中國不同于以往的封建王朝，而是以人民主權為根本，因此，今天的國家安全則要落實到黨的領導下的人民主權、人民政權的安全上來，也就是要真正實現人民的幸福安康，實現人民安全。

　　二是要適應工業時代和信息時代之新。中華文明長期處于農業時代，因此傳統國家安全體系構建都有著鮮明的農業時代的特征。但今日之中國早已經進入了工業和信息化時代，工業和信息化時代的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農業一家獨大的根本，包括經濟社會的高度流動性、多元化等形成的對社會關系的變革，人與人之間變得更加自由、更加平等，個體權利更加被重視，這些都值得今日國家治理和國家安全建設時給予重視和適應，也就是既要鞏固工業和信息化時代的經濟基礎，也要更加善于運用法治來確權維權，更要重視新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形態對國家安全的影響，特別是網絡社會、虛擬空間等。

　　三是要適應全球化與文明互鑒之新。歷史上中華文明長期處于東亞，形成了獨特的以此為中的天下觀，而與世界其他文明相對隔離。今日之世界早已成為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成為一種必然，這勢必要形成一種多元文明平等交流的新的世界文明體系。在這種體系中，即形成了有利于中華文明發展的新機遇，也產生了來自外來文明經濟、制度、文化乃至軍事等各個方面的侵蝕和影響，這些都意味著要在更大的世界文明進程的角度來思考中華文明的治理與安全以及在世界治理和全球安全體系中的價值、責任和作用，建設人類文明新形態，為全人類文明的繁榮和進步做出貢獻。

　　四、結論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國家安全思想，包括居安思維、民為邦本、為政以德、法為治基、國以信立、農為國本、崇文重教、重士尚賢、兵者存亡之道等，這些共同造就了數千年歷史上漫長穩定繁榮的中華文明，值得今日之國家治理和國家安全建設的借鑒。在當代國家安全體系建設中，一方面要繼承賡續發揚優秀傳統文化中的重要思想，把握其實質。另一方面要不斷守正創新，適應新的國家根本體制、人類時代進步和全球格局的變化，不斷完善服務于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發展的現代化的國家安全體系建設，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態。